我劝妈妈不做“鸡”《原创纪实》作者：张子保

口述：周秀芳，采访整理：张子保

我叫周玉芳，因为是个女娃，因为生在重男轻女的乡村，所以命运给了我许多的苦难和痛苦，从小，我和妹妹就失去了疼爱与尊严。

 母亲一连生了我和妹妹两胎女娃，家里人都不喜欢她，一直到后来，她也没能给这个家庭生个男丁。听着村民们的闲言碎语和讥笑，父亲开始酗酒，游手好闲，脾气也变得暴躁，蛮不讲理，对我和妹妹视若不见；对母亲轻则百般辱骂，重则拳脚交加。记得我读小学二年级那年，母亲叫妹妹放学后单独出去割猪草。没想到，妹妹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割了两袋子猪草回来。父亲一看有气，妹妹割的是人家地里正在拔穗的麦苗！

 父亲气急败坏地骂道：“傻丫头，你竟然连猪草也分不清啊、、、、、、”

 父亲正想着这事如何处理时，麦地的主人找来了，竟说是父亲故意教唆女儿这么做的。麦地的主人说着劈脸就是一拳，打得妹妹的鼻子流血不止。

 父亲火冒三丈，当着人家的面拿出一根树条抽打在妹妹的背上说：“我打死你，你给老子滚远些、、、、、”妹妹坐在地上抽泣着。我母亲气不过妹妹被打成这样还要受辱，就与麦地的主人理论起来。吵着吵着，双方由口角变成拉拉扯扯，最后，麦地主人的媳妇很泼辣趁乱朝母亲狠狠踢了几脚，母亲蜷在地上嚎啕大哭，麦地主人骂骂咧咧呼啸而去。而对母亲来说，妹妹永远是她心尖上的肉，所以父亲呵斥或棍棒打妹妹，她都会站出来护着妹妹。于是，父亲与母亲吵架的日子多了，互相记仇，。从此以后，开始分居，两人不在一张床上睡过。记得我读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夏日，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正是大人们三更半夜就起来提着马灯雨水耙田的季节。看来，我得作好当一个星期叫花子的准备。然而，下午第二节课时母亲湿淋淋地来了。母亲可能一路摔了好几跤，浑身像个泥猴似的，她头戴草帽，肩扛口袋站在教室门口，一眼就看到坐在教室后排左角的我，敞开嗓子就喊：“兔妞，你快出来。”

 “ 哇--哈---”全班同学哄堂大笑，我被笑得脸上火辣辣的。特别是带头起哄的冯志波。当他还在夸张地模仿时，我抓起面前的书本，猛地向他砸过去，却被冯志波躲过了，他冲上前来掐住我的脖子，我俩撕打起来。我个子小，再者我是一位女孩子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他轻易压在地上。这时，只听教室外传来“嗷”的一声长啸，母亲像个大侠似的飞跑进来，一把抓起冯志波，拖到了屋外。现在我还不知道，母亲为什么那么大的力气。母亲双手将欺负我的冯志波举向半空，他吓得哭爹喊娘，一双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乱蹬乱踢。母亲毫不理会，居然将他丢到了学校门口的粪池子里，然后走开了。

  那天，我和母亲一起回家。刚进屋，一群拿着棍棒的壮年男人闯进我家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先将屋里值钱的东西给你砸了个稀巴烂。这都是冯志波家请来的人，冯父二话不说，领着一群人走了。

 父亲回来后,看着满屋狼籍的锅碗碎片,二话不说,在院子里拿起铁锹,向母亲打去。母亲倒在院子里，满脸是血。后来是我大伯用架子车拉母亲进了乡医院，母亲的头被大夫缝了十几针。母亲出院后，拉着妹妹和我到外婆家去住。母亲对我们说：“她要到广东打工去了，让我以后多照顾点妹妹，周末假日多陪妹妹玩。兔妞啊，你夜里睡觉爱蹬被子，容易感冒，要注意一点啊！”母亲走的那天，掂着密码箱上路了。我和妹妹去送她，母亲掂着密码箱快落地面了，我想接过掂着，可刚伸了手又触电般迅速缩回。我知道她不肯，她掂着，或许还能得到一点安慰！昔日总爱欢蹦乱窜跑在前面的狮子狗，今日竟也搭着脑袋一声不响地跟着后面，我们默默地走着。

  离镇汽车站近了，当母亲坐上车的时候，我和妹妹大声喊道：“妈，我们离不开你呀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，妈！”母亲说：“孩子回家吧！要听外婆的话！”母亲挥手致意！客车啟动了，一会变成了小点点，越来越小，终于消失了。

 母亲去了广东之后，我抽空回家看了看，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，不喝闷酒了。闲时在家编竹筐卖，也可以换一些油盐钱。我稍稍放了心，一门心思准备高考。

  母亲去了广东一年后，我们开始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。有一次周末我到外婆家取伙食费<母亲把我和妹妹的生活费都往外婆这边寄>，外婆村庄的不亲的舅婶说：“兔妞，你妈这钱，你还是少用两块好。”“我不明白你讲什么。”我很不安地说。舅婶说：“听说你妈在广东做“鸡”呀！你不懂，去问你外婆。”我到了外婆家，外婆正在屋里纳鞋底。我问外婆，外婆说：“都是你父亲造的孽啊，等你高中毕业之后，去到广东把你妈接回来吧。”我听后像霜打的茄子--蔫了。我没有心思回到学校，我不相信母亲是这样的人。当晚我就回家问父亲，我一开口，父亲勃然大怒：“你甭提这个骚货，她是坏俺祖宗的名声啊。”我说：“我妈不是在广东打工吗？打工的又不止她一个”。父亲说：“打工，她是脱裤子跟人家睡觉。”

  我愣了，从此无心读书，高考我名落孙山。等到班主任快把我的毕业证发下来，我就按母亲留下的两个地址来到广东找母亲。临走那天上午，父亲编竹筐卖的钱给母亲买了一条好看的手绢，他又给我买了一件时髦的夹克，

并嘱咐我，已经把带蝴蝶结的手绢交给母亲。并告诉你母亲，孩子都大了，我愧对她了，你母亲头发乌黑，用素色的手绢扎头发好看。

 我到了广东后，按照母亲说的地址敲开了那户的大门。男主人瞅了瞅我一眼，鄙夷地说：“徐春华，那农村妇女，早就走了。”我还想问什么，门咣当一声关了。我在广东的大街小巷默默地走着，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找到母亲。第一个地址找不到母亲，就按第二个地址去找。第二天中午我从流花车站坐车到龙岗，顺利地找到了母亲打工的那间厂。她的信件每次都由龙岗福群厂转，我到福群厂问门卫，说出母亲的名字。门卫却告诉我，我们厂没有这个人。我一时呆在那里，不知该往何去。这时旁边站着一个中年人问我:“是不是找湖北那个很靓的阿华啊？”凭直觉我断定他说的是我母亲，我如遇救星般赶紧问他：“是她，请问你知道不知道她去了哪里？”“你去下面街上湖北人开的那间鸳鸯楼饭店间问一下老板娘，她知道。”说到这里，中年人神秘地笑了笑：“听说那里不是个好地方哟！你是她女儿吧？赶快把她接回家或者找一个工厂做，也不能到那个地方啊！”

  听他这么说，我心里难受极了。谢过中年人，直奔鸳鸯楼饭店。我到鸳鸯楼饭店后，把背包一放，然后说道：“老板娘帮我炒五元的快餐。”老板娘听到我的声音，马上过来给我倒茶。我把妈写给我的信封也带了出来，我心里一动，就拿信封给老板娘看并说道：“我找母亲阿华。”老板娘让我别急，说：“阿华肯定是住在这个巷子里，但具体住在哪一栋，不是很清楚，不过她每天都会来买快餐的。”

 我等了大约一个钟头，就见有一个秀发飘飘的女子从小巷深处走来，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边走路，边打电话。我看那身影，在也熟悉不过了，我突然站了起来，大声地喊了一声妈，她一怔，竟站在那不动了，凝固了似的。

  我又喊了一声妈，母亲这才醒悟过来，“你怎么来的？为啥不给你妈打过响声啊！”母亲结巴的说。母亲把我带到一个小巷里，向母亲的住处走去。小巷里我看见好多漂亮的女子就在那棵大榕树下慢慢逛来逛去，偶尔站一站再踱两步，守株待兔等路边那或来找的男人来搭讪，然后女的在前面开道，男的亦步亦步保持距离跟着。待男人进了屋后，便把那铁板门哐当一声锁上，随之窗户上的灯也很快就熄了。另外一个男人在屋外路边等着，好像是给他第一次来的朋友壮胆或防有什么不测似的。也真够麻利，不用多久那男人便出来了，脸上带着说不清是满足或是解嘲的笑，那等他的男人忙走过去笑着拍他的肩膀道：“怎么样？舒服吗？哈哈、、、、、、”

 母亲租的是一套一房一厅的房子。我刚走进屋里，就有一股恶心的气味扑鼻而来，我当即朝地板上呕吐一阵。我发现母亲的租房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家具，除了一张塌陷的席梦思床，床头案板上放一台电视机，两个塑胶凳子。我把背包放在母亲的床上，坐在床上喝着母亲给我的营养快线，我朝床头乱翻，发现母亲席下有几盒避孕套。母亲抬头，发现了我手中的避孕套，她以为我明白了一切，我想起了在家里听到的风言风语以及父亲和舅婶的话，我脱口而出：“妈，你真的做鸡？”母亲没有回答我。我只觉血往上涌，我站了起来，把她床头那些五盒避孕套给扔了，扔完后，我又用脚跺一跺并发疯似的说道：“你做鸡，你女儿在家乡或在外面怎样有脸见人，她们都指着我的脊梁骂啊！你不是我妈，你不配我做我妈。”说完，我发疯似的往楼下冲。

  但我没跑多远，就被母亲从后面拦腰抱住，手拍打她，我又用嘴咬她的手指，她的右手指汩汩流血了，她也不松开。到最后，我气晕过去了。

  我醒来的时候已是深夜十点多钟了，发现母亲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，而且把床铺都换成新的了。母亲见我醒了，帮我梳头，又用红头绳帮我扎好头发。并说道：“醒了兔妞，妈给你做儿时你最喜欢吃的胡辣汤。”我坐了起来，母亲端着一碗冒着香气的胡辣汤递给我。我边吃边观察房间，发现水桶、冲凉的毛巾、拖鞋都是刚刚买回的。我心里一热，猛一回身扑到母亲的怀里，我满脸的泪水“簌簌”的往下流。

    这个晚上，母亲并没有向我叙说过去不堪回首的一切，她只反复说，她得了性病。马上到广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总院去看，若看好了，我们母女俩就进工厂好好打工，母亲说，兔妞啊，你放心，妈走错一步不会再错第二步。我没作声，但我相信了她。母亲冲完凉，我将父亲给母亲买的手绢递给母亲，母亲梳光了头，欢喜地绑在发髻上。我记得，那是一只多么漂亮的蝴蝶呀！蓝色的薄翅、黑色的眼眸，衬在素色的绢底里，越发显得美丽动人。

  第二天，我和母亲搬出了租房，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，又到一个名叫平湖镇的地方租了一间民房。为了更好、更彻底地对母亲的性病进行治疗，我和母亲驱车来到了广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总院。在总院，我们挂好号后便走进了专科门诊室，医生详细询问了病情，并给母亲作了全面细致的检查，确诊为：“病毒性疱疹”后，医生向我们科学地讲解了该病的一系列常识，包括起因、症状、治疗和预防。告诉我们要科学地认识它，治疗时配合医生，自己多加自律，很快会好的，中药治疗比较慢，要有耐心，要有信心，不能自暴自弃。这一下子令我和母亲长长舒了口气，悬在母亲心口的一块石头也落下来了。

  在我严格的监督下，经过一个疗程的中药配合同步治疗，母亲的病情慢慢开始好起来，根据医生的建议，接着又服了半个疗程的中药，再去复查时，母亲已经完全康复了。

  后来，我和母亲真的进了平湖一家电子厂。我在厂务办任行政文员，母亲在厂务办任清洁工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《完》